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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帮助有多大?(华泰证券研究-华尔街见闻)

本文作者文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俞平康。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中国推新版“马歇尔计划”支持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设立规模达400亿的基金,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我国相关西部、东南部省份的基建、能源、金融合作等方面提供融资支持,达到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经投入产出模型严格计算后,我们认为:

1、中短期内,“一带一路”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但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不大。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1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1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下游产业3.05单位的生产扩张。“一路一带”将有助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对过剩产能的消化,因为虽然1单位的投资走了出去,但是1.89单位的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1单位的基建投资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3.05单位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而不是推动本国经济。

2、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且有助于我国外储投资方向多元化。中国将通过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路一带”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3、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无偿的“赠予”,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进行消费,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数来自于美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采取基建输出的方式,基建投资作为中上游产品,其产生的引致投资、引致消费完全留给了“一路一带”的沿线地区,因此可以说“一路一带”确实会繁荣一路、富强一带,这是中国赠予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4、“一带一路”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机制,并在海外援助中增加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并且从中国多年欧洲开发的经验来看,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困难。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当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资金的投放上采取“试水”的态度,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同时,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在今后海外投资和援建中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扩大海外投资和援助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在现阶段国内经济缓慢筑底,国内需求相对疲弱的局面下,“一带一路”为国内部分产业中短期内消化过剩产能和去库存提供了契机。依托于港口、公路建设公司等投资主体,通过“走出去”战略,投资于“一路一带”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运营管理收回部分的投资收益。

一个仔细计算过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来理解“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具体有何效应,该方法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创立,主要贡献在于可以测量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对产业结构及国民收入的构成做出合理判断。

投入产出表的系数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某行业对其上游行业的总需求的拉动效应和对其下游行业的总供给的推动效应的测量方法。经过仔细计算,我们获得了各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拉动效应)和完全分配系数(推动效应)。下表列出了基建行业和房地产建筑业两个大行业的系数。其中,与基建相关行业有6个(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房地产建筑业相关的行业有两个(房地产业,建筑业)。

 

在拉动效应方面,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这个效应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在这里仅囊括了6个基建的相关行业,但大体上基建投资与房地产业的拉动效应是相当的,或者说略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从中短期内来看,“一路一带”战略导致的“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将对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的去化产生积极作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虽然投资走了出去,但是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

在推动效应方面,主要指该行业对于下游生产所激发的总供给,例如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总体推动3.05个单位的供给的扩张,这集中体现了基建作为上游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用。相对而言,房地产作为下游产业,推动效应就小得多,这是符合经济直觉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基建行业这一部分的推动效应对我国经济而言就损失了,因为基建投资发生在国外,推动效应也发生在国外。我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描述了基建作为供给所能给其他行业带来的推动效应,若是道路修在国外,虽然修路所用的设备、材料对我国经济仍然有拉动作用,但我们就无法同时享有道路的使用给当地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了。

但是中长期内“一路一带”助力亚洲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并有利于外储投资多元化

虽然损失了基建投资带来的推动效应,但“一带一路”在中长期内的战略意义仍然可圈可点,因为通过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国将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首先采取资本的输出引领亚洲经济的增长,从而带来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点与欧美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是十分类似的,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中基础设施受损最小,它们比战前要繁荣的多,但是出口贸易只占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马歇尔计划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援助将被欧洲用来从美/加处购买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这就促进了区域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一路一带”战略也将使中国自身从这一类似的路径中受益。
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路一带”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这些基建投资、尤其是后续的运营,将带来与国外更多的能源领域的合作机遇,这将会回补常年以来我国经济对于部分能源的议价权方面的劣势,而对外的投资也将逐渐带来国防外延的扩张。
第三,“一带一路”的基金融资来源中我国外储占比在65%以上,这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基建投资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长远看可能实现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与美国不同,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

二战结束后,为消化美国在战时的过剩产能,美国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将庞大的资本输出到欧洲,刺激消费品、就业市场复苏,拉动欧洲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潜能、进而带动美国出口贸易,并且增强了欧洲地区的对美国中枢的向心力,奠定了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输欧的资金总量为130亿(赠款90%、贷款10%),其中88亿流入货品采购,27亿进入原料市场,16亿流入工业机械。

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前身在美国援助款项的分配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求必须以各国的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为依据,进行某种程度的跨国调节;因此马歇尔计划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形成了实际上的以美国为核心,各国依据美方统筹进行经济重建的机制。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论坛 ”综述(30/12/2014-社科院)

来源:社科院欧亚所东欧室微信公号 中东欧观察

2014年,对于中东欧国家以及中国—中东欧关系来说是个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年份。今年不仅是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也是欧盟第一次东扩10周年,还是中国同保加利亚等七个中东欧国家建交65周年。这些数字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其背后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同样,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些数字的节点上,不仅与中东欧国家的互动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国家内部的发展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2014年10月16-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专家学者、部分中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共8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人员就“欧盟东扩10周年”、“中东欧转型25周年”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一、欧盟东扩10周年:对中东欧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欧盟东扩,一直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对中东欧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2004年中东欧八国作为第一批东扩的成员加入欧盟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相继于2007年、2013年入盟,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也都处于入盟的不同进程中。同时,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以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加入了欧元区。此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出现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尚未结束的乌克兰危机都对中东欧国家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三位学者主要讨论了中欧四国(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入盟后的问题。匈牙利著名的政治学家、考文纽斯大学教授阿格•阿提拉(ÁghAttila)以中欧国家为例,分析了它们入盟10年来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阿格教授指出,讨论入盟后的变化首先要从1989年剧变的起点开始谈起,在转型的头10年,中欧国家包括其他中东欧国家都在为“回归欧洲”做准备,在各个层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入欧盟,对于中欧国家来说就是一个从边缘国家向欧盟中心靠拢并弥补差距的过程,其意义非凡。总的来看,虽然与西欧国家还存在差距,也因为危机的冲击而产生诸多不确定性,但入盟后的中欧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地位上都有显著的提升。波兰是一个杰出案例,入盟10年来,波兰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经济不断发展,在欧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认为,在今后,危机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或许是一个常态,他引用一位英国政治学家的话说:如果政治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改革需要6年,那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可能需要60年的时间。

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尤拉依•马鲁夏克(JurajMarušiak)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形成不是威胁因素而是一个有益的力量,集团国家在欧盟决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整体上相当于德国或法国的影响力。他强调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成立和发展不仅为这些国家顺利加入欧盟加分,在地区事务以及帮助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样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弗拉基米尔•戈涅茨(VladimírGoněc)研究员以“中欧重建”和“回归欧洲”为题,分析了1989年前后人们对“中欧”这一概念认识的变迁,以及欧共体/欧盟、苏联/俄罗斯、奥地利和中欧的一系列一体化机制(维谢格拉德集团、中欧自由贸易区、中欧倡议)等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此外,他还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欧洲议会选举的态度,以及捷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角度,论证了欧盟在两国转型中所起到的“矛盾”作用。

在中方学者的关切中,既有对整个区域进行的讨论,也有对巴尔干所作的分析,还有对波兰进行的国别探讨,更有关于当前乌克兰危机产生影响的论述,以及从能源视角进行的剖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郭学堂教授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区域主义的角度讨论了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他认为,欧盟历次扩大均是不同背景和动力下欧洲区域主义的实践结果,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他深入分析了欧盟下一次扩大以及对象国可能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指出欧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宗教(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等层面,对西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等候选国,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方关系伙伴国的考量存在差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凡君教授集中审视了巴尔干国家与欧盟互利和互动关系。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地区稳定的重点;潜在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欧洲事务主导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的象征。另一方面,欧盟对于西巴尔干国家来说也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政治、文化的归宿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安全保障的提供者。不过,相比较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的重要性来说,西巴尔干国家对于欧盟的重要性要弱许多。

是欧盟改变了波兰还是波兰改变了欧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马细谱研究员以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开头论述了波兰加入欧盟后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波兰加入欧盟产生了双赢的效果。波兰很好地把握了机会,顺利加入欧盟,并获得了很多成就,成为“转型的优等生”。波兰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体制稳定、有序;经济上发展良好且经受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考验;外部影响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即是一种认可。但是,波兰同样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波兰与欧盟关系、是否加入欧元区、经济可否持续发展、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影响,等等。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一体化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周东耀研究员专门谈论了乌克兰危机对中东欧经济复苏的影响。他首先回顾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其次重点分析了乌克兰危机对处于复苏阶段的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他指出,原本正迎来复兴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又被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卷入其中,中东欧国家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中两面受夹,有的国家损失较大。当然,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向最终还将取决于欧盟的总体发展,以及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博弈结果。

在欧俄关系中,能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乌克兰危机使欧俄能源关系问题更加突显,也加剧了中东欧国家的能源安全焦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崔宏伟研究员认为,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将能源问题欧洲化。欧洲化包括欧盟之于成员国的影响以及成员国对于欧盟的影响两个层面。由于各成员国在能源需求、能源结构、地理位置、对外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能源问题的欧洲化也存在一定困难。后乌克兰危机时代中东欧地区能源供应安全的地缘政治压力依然较大,仍无法摆脱对俄天然气的高度依赖。未来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将主要依赖于能源安全体系地区化、欧俄关系“非政治化”能源安全关系的建立,以及摒弃传统能源安全观和构建新的全球能源安全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吴弦研究员对上述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肯定了中东欧以及国内学者关于欧盟扩大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的观点,并补充了欧盟东扩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在他看来,欧盟东扩不仅加快了欧盟制宪进程,也促动了欧盟重大政策(如共同农业政策、结构政策等)的改革,还推动了欧盟对外政策的创新(如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伯特•宾(AlbertBing)在评论中指出,欧盟东扩进程实现了中世纪的一些特征,也即是说欧洲联合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过,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仍然没有融入欧洲的主流。同时,如果从少数民族混杂及带来的不稳定层面来观察,欧盟或者说欧洲的统一并不存在。欧盟必须为解决前南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提供一个整体、有效的预案,不能再等事到临头了才去被动地应付。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欧盟显然没有准备好,乌克兰危机也仍在较量之中。

二、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经验与教训

自1989年起东欧国家政局变动以来,其转型进程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25年来,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转型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也存在情况不一的问题与挑战。中东欧各国转型有许多共有特征,但差异性和多样性也逐渐显现。

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议题上,存在地区和国别两个层面。在地区层面,国内外学者们主要就转型的理论、宏观特征、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以及民族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研究员从学理层面审视了原苏联、东欧国家转型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看转型的“渐进”和“激进”方式问题?他认为,“渐进”和“激进”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也很难以正确与错误来划分,对二者出现的问题也常有偏颇认识。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他引用了数年前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官员和学者关于私有化问题的讨论观点,认为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把权力下放给企业;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所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化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由之路;将中小企业转让、出售是私有化的典型概念;私有化形式多样,但必须自由经营、平等发展;不能人为地给各类所有制加以定位。第三,转型与现代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均是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自身的现代化。他强调说,上述问题对于同样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斯洛伐克前总理、泛欧大学教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Ján Čarnogurský)对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体分析。他从文明的视角出发,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以从意识形态分界的东西方对立向以德国为中心基督教文明迈进。之后,他从政治、经济和法治层面剖析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特征。他同时认为,时下尚未结束的乌克兰危机仍是文明冲突的一种表现。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殷红副教授将中东欧国家与同样处于转型进程中的独联体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具有民主化先行式、以“脱俄入欧”为目标、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的良好兼容等独特的特征。她从转型的初始条件以及约束条件两个方面对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得出了三个判断:民主化先行式转型未必占优,转型的政治经济进程相互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接受外部援助的程度不一对转型进程和质量有不同的影响。

捷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维勒姆•塞梅拉克(VilémSemerák)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趋同率,并选择捷克共和国与奥地利进行比较,表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差距在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很慢。客观地说,转型25年后,中东欧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了,但这些国家民众的满意度仍比西欧国家要低。当然,统计数据本身是否准确不仅维勒姆拿不准,完全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也遭到一些与会学者的质疑。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鞠豪也试图通过数据测量的方法,以政府稳定性为切入点,剖析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态,并把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的问题与整个转型过程联系起来,从政府、选举、政治与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转型25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成败与得失。他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联合政府是中东欧国家普遍流行的政府形式;第二,政府更替频繁导致连续两届选举的结果极易发生巨大变动;第三,政府稳定性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问题是中东欧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转型以来,中东欧各国基本都有少数民族政党或团体形成,并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与相邻国家的跨界民族问题不可回避。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友孙教授择取保加利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党、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以及中东欧多国存在的罗姆族族党等为例,对这些族党参与政党政治的情况及其成效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三点看法:中东欧国家的族党总体上代表性不足;族党使中东欧政治更加复杂和敏感;以单族为基础的族党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谢娅讲师就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中民族问题的治理进行了探讨。她认为,这一治理进程包括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两个层面,并以克罗地亚为例分析其如何有效地治理民族问题进而顺利地入盟。她对欧盟主导的民族问题治理进行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乌克兰危机中的民族冲突和分裂表明民族问题仍然是未来欧盟东扩的重要考量,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仅会使东扩进程受阻,甚至会带来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

在评论环节,匈牙利政治学家阿格•阿提拉指出,民主先行的转型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但从总的情况看,欧盟引导的转型可能更好。他认为,讨论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时,应对一国政府以及一国民众加以区分,很多政治举措都是政府的行为而不一定代表着民众的旨趣。过去的十年,是民粹主义的十年,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民众的期望落空,因而使得多国政府更迭下台。此外,从目前欧盟的发展以及候选国的情况来看,未来五年欧盟都不可能再扩员,如何加强单一市场的建设以及协调各国的行动是欧盟的重要任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讲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将更多的视线集中在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的作用和影响,而极少关注入盟后中东欧国家对于欧盟的作用、在欧盟中的地位以及对于欧盟机制的创新价值。讨论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是不是可以接近的话题非常有意思,但除了从经济发展速度的层面考量外,从路径依赖(包括历史传承、文化因素、经济发展、外部影响等)的角度来考察可能会更全面,得出的看法也会更开放。此外,当前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民粹主义力量以及极右势力的合流值得关注。

在国别案例的讨论中,基本每个中东欧国家都有涉猎,学者们也多从各国的特殊性来切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苖华寿研究员讨论了波兰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他指出,波兰经济转型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诸如“中欧之鹰”、“转型优等生”、“新领头羊”、“中东欧明珠”等桂冠均被用来称赞波兰。波兰经济转型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二是接受外部援助较多;三是政治转型也很成功。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转型受到了与会学者较大的关注。捷克科学院当代历史所所长奥尔德日赫•图马(Oldřich Tůma)研究员回顾了“天鹅绒革命”的国际背景,分析发生这一事件的苏联、欧美因素,为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以及此后的转型进程奠定了基础。新华社国际部丁宜女士侧重对转型以来捷克政治生态中“左”摇“右”摆的现象进行了剖析。她指出,捷克政府长期出现联合执政现象,看似散但政局并不乱,而且捷克政治中的“左”、“右”力量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左派自由化、右翼福利化色彩较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姜琍副研究员对捷克和斯洛伐克转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她通过比较捷克与斯洛伐克独立以来在宪政、利益代表制度、政治行为者的行为和公民社会等四个层面的民主巩固成效,得出了四点看法。第一,两国在中东欧地区属于民主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行列,但在利益代表、政治参与、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和公民社会的巩固等领域依然存在民主赤字。第二,加入欧盟的条件性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和速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斯洛伐克的转型进程较为曲折,欧盟对它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第三,在欧盟的外力推动下,两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制度现代化,社会的多数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规则,但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尚需时日。第四,如果民主治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突然快速衰退、民众的无助感和社会不公正感得到加强,民众就会对民主制度感到疲惫和厌倦。因此,仅仅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考察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转型,就能发现两国的转型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不同之处;它们的起点相似,但道路并非平行。

在接下来对巴尔干国家的讨论中,学者们同样强调了特殊性的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王洪起研究员讨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双重梦想,一个是“欧洲梦”,另一个是“族群自然阿尔巴尼亚梦”,即人们常所说的大阿尔巴尼亚梦。从转型25年来的进程和现实看,“欧洲梦”有望,但“大阿梦”难圆。当然,两个梦想能否实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大国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娅分析了塞尔维亚转型及其特殊性。她首先对塞尔维亚的转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到位,外部环境上摆脱了国际孤立,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初步进展。其次,她指出了塞尔维亚转型所具有的特殊性,如转型进程伴随着国家解体和民族国家建立;转型内容不仅包括民主化和市场化,还涉及国家重建和民族认同;外部约束贯穿塞尔维亚转型的整个进程,目前这种外部约束力主要来自欧盟;在对转型的接受度上,塞尔维亚的政治思想分化比较明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林温霜副教授对保加利亚民族认同进行了历史分析和学理探讨。她从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历史上保加利亚民族身份的建构及流变,认为保加利亚目前的“欧洲文化认同”是经过利己主义碰撞后的一种身份重塑和文化再选择。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柯静教授、董希骁讲师分别对欧盟主导下的科索沃局势以及罗马尼亚在摩尔多瓦入盟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特别是科索沃问题在评论和自由讨论环节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三、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展与前景

东欧国家是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65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教训。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多数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既有双边属性,又有欧盟的框架,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的基础上,双边关系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正处于历史最佳期。但应看到的是,在发展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进程中也存在诸多阻碍因素。

与会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前景有深厚的兴趣,都看好当前的合作态势及发展前景,研讨中既有宏观的系统分析,也有具体领域或国别层面的考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六局赵磊局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及党际交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历史上有友好传统,彼此没有矛盾冲突,也无地缘竞争,更没有战略的阻力,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又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共同机遇。双方均应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找准利益契合点,使双方关系稳步前进。在此过程中,双方政党交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左翼政党的交往比较广泛,而且右翼政党的交流也有突破,并不断拓展。捷克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鲁道夫·菲尔斯特(Rudolf Fürst)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主要介绍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回到原东欧国家:既非同志也非战略伙伴》一书。该书以国家利益为切入点,选取相关性、舆论以及可接受性进行赋值,使用定量、回归的分析方法来观察中东欧各国不同时期的对华友好程度。同时,他择取捷克共和国为例子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在捷克共和国对外关系中是重要的,但捷中关系仍是保守的。据了解,这是中东欧学者新近关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为数不多的一本专著。

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尔米扎•潘恰(SarmizaPencea)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亚洲与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德拉加娜•米特洛维奇(DraganaMitrović)研究员分别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为例探讨了两个国家在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定位与合作进展。潘恰研究员详细分析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指出中国应进一步改善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结构,使中东欧国家能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更多地受益于中方投资。她认为,在此过程中,罗马尼亚具有独特的条件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全方位合作。米特洛维奇研究员回顾了中塞关系发展历程,梳理了中塞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展,并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使得塞尔维亚在16+1的合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中心主任张迎红副研究员就中国对波兰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她强调了波兰在欧盟与中东欧地区的纽带作用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从投资额、投资领域和投资来源等方面,对中波投资合作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目前中国对波兰投资已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伯特•宾介绍了中国与克罗地亚人文科学领域的合作情况及其更大的可能性。他认为,人文合作的作用在于让不同国家的人民增进了解的同时,使各种政治观点通过人文交流的途径得到沟通,从而使两国政府在民意的基础之上更容易达成政治共识。

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王雅梅教授论述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情况。她指出,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背景下,积极推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西部地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对外商及其投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为西部地区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以“蓉欧快铁”和“渝新欧”等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为双方的合作注入了动力。地方合作的形式潜力巨大,将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支撑。最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副主任兼波兰语部主任殷相峰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介绍其在中东欧地区运行现状及发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传媒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独特作用。

在评论环节,先后有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教授尤拉依•马鲁夏克、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尤利娅•莫妮卡•奥尔勒-辛卡伊(IuliaMonica Oehler- Şincai)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室主任朱晓中研究员进行点评。尤拉依•马鲁夏克认为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中东欧国家内部应避免恶性竞争;第二是中国并不是进入中东欧地区的“新来者”,而且中国发展的经验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是有益处的;第三,应发挥中东欧地区已有的一些合作机制与平台在促进双方关系中的作用。尤利娅•莫妮卡则主要从中欧关系的三个层面即中国与欧盟、中国与西欧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出发来评价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关系能否最大化不仅取决于双方,而且深受中国与欧盟、西欧大国关系的影响。朱晓中研究员指出,在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首先要认清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将彼此看作是什么?二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什么?他还指出,无论是关系交往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层面,似乎人们都乐意并主要集中于经贸方面,而维持双方关系的发展应该有更加宏大并具有战略性的设计。当然,也应看到,中东欧16国所具有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好与中东欧16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示范意义的大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和第一届中国—中东欧论坛一样,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党委书记、副所长李进峰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李永全所长做论坛总结,既表达了对中东欧研究的关心和肯定,也对中东欧研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本届论坛也同样得到中东欧多国驻华使馆以及欧盟驻华代表团的关注,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TadeuszChomicki)、参赞易大明(DamianIrzyk)、一秘马留什·皮特查克(Mariusz Pietrzak)、塞尔维亚临时代办塔特娅娜·茨韦特科维奇(TatjanaPanajotović-Cvetković)、政务参赞玛亚•斯坦法诺维奇(MajaStefanović)以及斯洛伐克副馆长托马斯•菲利克斯(TomasFelix)等十余位驻华使节莅临论坛。还应看到的是,就在第一届论坛结束至今的几年里,中国有数个中东欧研究机构成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重庆中东欧国家研究中心等,连同稍早前成立的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机构日趋增多。这也是本次论坛规模较大、参会代表比较广泛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可能存在的“中东欧热”的一种体现。

此次论坛虽然时间不长,日程安排也非常紧张,但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交流的氛围格外融洽,研讨的水平也相当高超,进一步探讨的渴望也尤为强烈。这表明,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升温,无论是中国还中东欧方面越来越重视对方;另一方面,在这种关系升温的背后是研究力量和队伍的日益壮大,以及研究议题的拓展与研究氛围的创造。正如论坛开幕式上李进峰书记的致辞以及闭幕式上萨尔米扎•潘恰研究员和李永全所长作总结时所强调的,希望中外学者能够继续关注与支持“中国—中东欧论坛”,使其成为中国中东欧研究领域的一个品牌。从这个方向看,本届论坛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中东欧研究将大有作为!

中哈合作升级 79个项目助我国产能转移(27/12/2014-每日经济新闻)

中哈合作升级 79个项目助我国产能转移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41229/003021181939.shtml

每经记者 王辛夷 发自北京

“一带一路”合作有了新进展。

12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在北京签署《会议纪要》,初步确定16个早期收获项目和63个前景项目清单,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954, 37.00,4.03%)、能源、电力、矿业、化工等领域。

双方还确定,将争取在明年3月哈萨克斯坦总理来访时见证签署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和一批企业间协议。

12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哈签署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合作文件,并就180亿美元的 “中哈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初步共识。

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亚国家对于在我国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存在需求,双方经济互补性明显。

79个项目助力化解产能过剩

12月14日晚,李克强在中哈企业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说:“今天台下坐着270多名中方企业代表,还有230多名哈方企业代表。这说明,中方企业家对来哈萨克斯坦投资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说明,哈方企业家把会场里更多的座位让给了中国朋友,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来这里做生意。”

总理的话很快取得了更富有实质性的进展。仅仅两周后,中哈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在北京举行,初步确定了16个早期收获项目和63个前景项目清单,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能源、电力、矿业、化工等领域。

这些领域多为我国产能过剩现象严重的行业。魏后凯介绍,中亚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于钢铁、水泥等产品存在市场需要。而这些行业在我国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又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双方互补性很强。

他还提醒,产能合作不仅是贸易合作,还可以是资本合作。中方通过在哈萨克斯坦投资,既实现了产业转移,又促进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会上,哈方还提出希望在食品、轻纺、家具、建材、农业、旅游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并愿意提供融资配套和优惠政策。而这些领域,也都是中国发展较为成熟先进的。

对于总理出访取得的成就,新华社发表评论称:“320亿美元等于在双方国家层面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既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目前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装备,又给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剩产能转移提供了空间和市场,这种1+1>2的合作会产生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最终的结果将是140+180>320。”

“一带一路”双边先行

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将中哈两国联系在一起。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再次让两国关系受到格外关注。

发改委透露,在本次会议上,双方商定将抓紧工作,继续磋商,敲定项目清单,探讨合作模式,争取在2015年3月哈萨克斯坦总理来访时见证签署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和一批企业间协议。

哈萨克斯坦方面还在为加强双边合作“做功课”。12月25日,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陆港正式投入使用。

对这一陆港,哈方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它大幅提高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并扩大中国与里海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除了哈萨克斯坦,中国也在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今年以来,中国已经与塔吉克斯坦启动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与斯里兰卡启动了双边自贸谈判,与印度积极研究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与泰国推进中泰铁路项目……

“一带一路”从一个并不清晰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一个又一个看得见、抓得着的项目。魏后凯认为,针对每个国家的关注点和优势,在推动双边合作时做到互助互利,实现合作的长期稳定,才能逐渐走向多边、一体化的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