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25. interesting news

Tow interesting related stories found  this morning.

1.Guest post: Russia and China outgun the West in civil nuclear exports  FT-Beyond BRICS

Russia is currently building 37 per cent of the civil nuclear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 globally, followed by China with 28 per cent. Rosatom, the Russian nuclear corporation, has orders on its books worth US$100bn.

Russia is currently building 37 per cent of the civil nuclear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 globally, followed by China with 28 per cent. Rosatom, the Russian nuclear corporation, has orders on its books worth US$100bn.

Although nuclear exports are expected to generate profit, they are also strategic. Sanctions have driven Russia to use such deals to solidify relationships with states outside of Europe. For example, Moscow is establishing deeper ties with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Latin America. China exports to Pakistan to balance its rivalry with India…

2. Guest post: Russia and China outgun the West in civil nuclear exports

In 2008, Iceland held ostentatious talks with Moscow about being bailed out of its banking crisis, one lure for Moscow being the prospect of strategic influence near the Arctic. In the same year, Pakistan – traditionally a foreign policy ally of China’s – made a plea to Beijingto prevent it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IMF after its economy had gone way off track. And in 2013, Cyprus – which also has close links with Russia, being a safe haven for the cash of its oligarchs – looked to Moscow for licit official money to supplement what it already had when it was struck by a banking crisis.

In each case, Russia and China turned them down.

SWIFT宣布为2014年的讯息费用返利10%(press release-2015.1.6)


SWIFT
宣布为2014年的讯息费用返利10%

全球范围内的SWIFT用户将享受到总计超过3,000 万欧元的年度回馈

 

中国北京,201516 SWIFT近日宣布将针对2014年的讯息收费提供10%的回馈。此项面向全球SWIFT用户的返利活动总价将超过3, 000万欧元,具体款项将于2015年3月上旬开始退还。

SWIFT董事会主席Yawar Shah先生表示:“强劲的流量增长趋势和不断创新的营运效益令SWIFT能以更多的实际行动回馈广大用户。除了10%返利以外,广大用户可以通过SWIFT大幅结构性下调的收费模式节省更多额外成本。我们将通过这些策略性费用收取计划,继续帮助客户实现成本的降低”。

SWIFT财务总监Francis Vanbever先生补充道:“这是SWIFT继2014年公布结构性收费下调后再次额外推出的回馈。早在2010年,SWIFT就设立了旨在于2015年将讯息费用减半的跨年度发展策略。我们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一年达成目标”。

2014 年收费下调的重点包括:

  • 金融讯息收费平均下调20%,为顾客节省成本合共5,200万欧元;
  • 为高流量双边联系提高折扣,为顾客节省成本合共2,600万欧元。

2014全年的金融流量增长幅度超过10.95%。2014年9月30日,SWIFT在处理了2, 600万个金融讯息的同时录得全年最高流量。 SWIFT在2014年处理了超过56亿个的讯息。

 

-完-

 

编辑备注:

SWIFT于2010年承诺将在5年内下调讯息收费的30%到50%。而此项目标也在SWIFT 2015发展策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4年,SWIFT较原定计划提早一年达到此承诺的上限,为SWIFT用户群下调讯息费用的50%。

自1996年下调30%的讯息费用,SWIFT一直致力与降低相关收费。自2001年起,通过实现成本控制和削减力度的加强,SWIFT下调收费的努力的颇有成效。 2010年是 SWIFT实行策略性费用大幅下调的第三个周期。至今为止,SWIFT 讯息价格已下调88%。在过去两次策略性收费计划中,SWIFT均承诺在 5年内下调高达50%的讯息收费,而这些承诺全部如期兑现。

【行业研究】中国如何借鉴海外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开发模式

文/马淑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以电力和能源领域为主的境外投资、开发和经营活动,肩负着落实和推进国家外交和能源战略的任务。电力、能源行业的国际化,符合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合作,特别是电力合作,对巩固相互间的经济乃至政治关系至关重要。总结和学习国际相关经验,不仅能够保障实现国家利益,还可以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行业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国际开发合作以民间为主导

1.从政府投资、运营主导向官民合作或民间主导转变

基础设施指道路、港口、能源、通信、水利、公共卫生、城市供水等为国民和经济提供基本服务的设施,也称公共资本。二战后1950-1970年代,政府投资、运营的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投资型的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主要模式。1980年代以后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官民合作”)甚至民间企业主导(运营甚至投资)的模式,即PPP模式或PFI模式(从私人融资角度的说法)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2.国际合作模式多种多样

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有多种模式,按照国际支持者主体和支持资金性质不同进行分类。国际合作者可以是政府、国际机构和民间企业,资金可以是无偿或有偿的,同时存在多种无偿或有偿方式及多种方式的组合。

按照项目的资产所有权、风险责任、运营主体以及法律形式等亦可分为多种模式。

因此,民间企业在海外基础设施开发的投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大类:一是合资,即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共同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共同拥有所有权,共同进行经营。风险与责任按照投资主体所有比例分担的同时,还要依照合同协定。二是民间承担商业风险项目,由民间部门承担商业风险,以及建设、运营的项目。一般形式有:BOT和BOO。此外,还有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DBFO)、建设/租赁/转让(BLT)等其他形式。三是股份转让,国有资产通过政府转让股份或直接变卖资产实现民营化。

3.PPP模式发展的动向和特点

1990年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都引进了PPP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国内投资效率低下问题而实施了开放政策。

1990至2003年PPP方式投资项目数约2840件,投资总额为7860亿美元。其中,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投资总额为180亿美元,1997年为131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后由于自身问题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等原因,PPP模式投资额下降,2003年降到高峰期的40%的水平。

PPP方式主要分布在通信、能源、交通领域。其中,能源行业项目投资额为2602亿美元,占全部的33.1%,仅次于通信,投资项目数约1164件,占全部的41%,位居第一。

PPP投资主要集中在拉美和亚洲,拉美投资额和投资件数均第一,分别占47%、37%,东亚、大洋洲分别为26%和24%。前三位的主要受援国是巴西、阿根廷、中国。

PPP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企业(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中大企业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特别在城市用水和交通领域,集中度达到了70%左右。

另外,PPP投资受投资国的文化、语言影响很大。一般投资国愿意选择与本国文化、语言相关和接近的地区。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愿意选择的地区是原殖民地,德国则是中欧,日本、韩国是亚洲,美国是拉丁美洲地区。

PPP项目存在多种风险,甚至可能失败。存在的主要风险有: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等。解决风险问题需要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

根据世行专家对拉美PPP项目的调查,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审计监理机构。为解决存在的问题,世行和OECD专家提出三条主要建议:与ODA结合提升制度能力,政府以降低民间企业风险为主的支持方式,成果导向型的ODA援助模式。

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促进国际合作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就开始重视利用国际合作的模式引入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当时的主要模式是政府和国际机构(国际援助开发金融机构或国际组织,如世行)或外国政府合作模式。通常是外国政府或外国机构提供赠款或低息贷款等,由外国公司或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合作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通过培训和技术支援使受援国的公司或机构掌握技术,进行运营。这种模式亦称开发援助模式(ODA)。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援助规模最多不超过援助国财政预算支出的10%~20%,不超过被援助国GDP的4%~5%。

2005年从全世界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向看,政府开发援助占全部资金流入量的35%,政府开发援助以外的其他公共基金和民间资本占全部资金流入量的五分之三。国际开发范围分为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两方面。

日本的共同开发模式

1.多种合作模式并举

第一类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外务省作为对外窗口,负责与申请援助方政府进行协调和签署合作协议,经济产业省负责项目指导,财务省负责项目审批预算。专门的援助实施机构国际协力机构(负责技术支持)、国际协力银行(负责日元贷款)负责项目管理和监督。一般情况下,开发咨询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项目的招投标分工明确。国际协力机构负责组织项目前期调查、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的招标,国际开发咨询公司等参加投标。项目工程建设在法律上应由当地政府负责招标,但实际中,很多情况是当地政府委托国际开发咨询公司或当地政府与国际开发咨询公司一起招标,日本大型综合建筑商等参加投标。

第二类是国际机构援助项目。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接受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援助请求后,委托专门的国际开发咨询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对项目各阶段进行项目管理承包,再由项目管理承包商代表业主通过招投标形式,择优选定一个或几个(大型项目)工程公司对项目实施阶段、收尾阶段的工作进行总承包建设。

日本在海外电力开发项目的分工上,一般是项目的计划、设计、工程监理由国际开发咨询公司承担,项目的工程建设施工则由综合商社及大型综合建筑商承担。20世纪90年代BOT盛行后,开发咨询公司的作用受到抑制。

第三类是民间开发项目。成立项目合资公司(新能源公司),由新公司负责组织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

这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出现的新合作开发模式。如电力管制放松后,综合商社开始积极介入海外电力开发市场。精熟亚洲市场的日本商社与本国或国外的跨国电力设备供应商及电力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实质上是项目联盟,内部分工协作,综合商社主要负责政府公关、挖掘项目、筹集资金、组织建筑分包企业,电力公司负责电力运营维护,设备商负责提供设备。这种开发模式集中了综合商社和电力公司的优势,利用各自资源和技术优势,形成了集项目挖掘、设计、实施等一体化功能的综合性电力开发公司。丸红、三菱商事是其中最活跃的两家商社。

2.政府重视建立企业间的协调机制

政府和民间的咨询机构以及行业组织对政府决策起很大作用。海外经济协力会议和海外基础设施事业促进会是日本政府重要的海外电力开发智囊机构。

政府主要利用“产官学”的政策审议会或研究会,通过各种咨询机构、行业协会进行直接或间接协调,指导企业合理分工。

日本海外咨询企业协会负责海外开发项目的综合性协调,其他专业性协会也分别在不同专业领域发挥着各自的协调机能,如海外电力调查会、电气事业协会、海外建设协会、日本机械设备协会等。

政策建议

1.按照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制定支持我国企业海外基础设施开发战略和政策

目前,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发达国家或所在国既希望与我国经济合作,又担心我国影响过大。经济援助与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政策是一些国家与我国竞争的重要手段,并在所在国取得明显的效果。我国现阶段尽管不可能实行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外交”政策,但针对与我国合作基础薄弱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结合支持我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加大对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援助力度。可考虑按GDP0.1%的规模实行政府援助开发,援助重点是能源、交通、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这样,既有利于在国际竞争力上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电力运营、设备制造和工程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也有利于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2.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支持企业海外开发

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尤其是水电开发综合性强,对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乃至政治的影响很大。国家支持政策必须从综合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制定政策,指导我国企业与所在国友好合作与开发。同时,还要软硬结合,回应某些国家对我们“重硬轻软”的指责。如支持电力开发政策,首先是要配套支持与电力开发有关项目,如流域开发,必须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发展;其次是软硬结合原则支持电力合作的发展,即在帮助所在国提高电力建设等硬件的同时,还要支持它们提升管理、技术、制度等软实力,国家应支持企业发展软项目。

此外,建议开展开发地区有关经济发展的综合调查。这是制定我国全面合作战略的基础。内容包括资源、产业、经济制度和政策、外资及中资等情况。调查可采取产学研结合的形式,以民间企业调查为主。

3.支持我国企业以共同开发模式参与海外项目开发

共同开发包括中方企业间合作、中方企业与所在国企业和政府合作、中方企业与所在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合作对象可以是投资商、工程公司及咨询服务公司。我国企业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企业及咨询服务公司的合作,这既利于学习经验,又利于降低开发风险。因此,我国政府支持的项目还应包括与外国企业合作的项目。此外,为提高我国的影响力,还应加强与世行、亚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调研活动和开发项目。

4.建立我国海外开发的企业协调机制

目前重大项目的协调方式主要是政府直接指导或直接进行企业的协调。但从长远看,有必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调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企业相互间低水平竞争的问题,提高海外投资和政策利用的效率。

建议建立有关海外开发综合性的行业机构,或在现有行业协会基础上,整合资源,增强行业协会的协调组织作用。该机构的功能主要是:组织对国家海外开发事业的调查、研究、咨询;组织有关的交流、研讨、培训;协调项目企业关系。机构成员由符合一定条件或资质水平的电力等基础设施开发企业、设备制造商、金融公司及咨询服务公司组成,机构负责人为行业牵头企业的责任人,可请国家有关部门官员或有丰富经验的退职官员及有关领导为机构顾问,资金来自成员捐资、会费及政府和企业委托的研究费。机构最好以社团或其他形式的非营利机构形式设立。这种机构本质上是以海外开发为目标组成的产业联盟。由于我国有关产业联盟的法律尚不健全,成立这样的机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帮助有多大?(华泰证券研究-华尔街见闻)

本文作者文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俞平康。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中国推新版“马歇尔计划”支持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设立规模达400亿的基金,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我国相关西部、东南部省份的基建、能源、金融合作等方面提供融资支持,达到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经投入产出模型严格计算后,我们认为:

1、中短期内,“一带一路”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但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不大。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1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1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下游产业3.05单位的生产扩张。“一路一带”将有助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对过剩产能的消化,因为虽然1单位的投资走了出去,但是1.89单位的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1单位的基建投资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3.05单位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而不是推动本国经济。

2、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且有助于我国外储投资方向多元化。中国将通过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路一带”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3、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无偿的“赠予”,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进行消费,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数来自于美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采取基建输出的方式,基建投资作为中上游产品,其产生的引致投资、引致消费完全留给了“一路一带”的沿线地区,因此可以说“一路一带”确实会繁荣一路、富强一带,这是中国赠予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4、“一带一路”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机制,并在海外援助中增加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并且从中国多年欧洲开发的经验来看,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困难。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当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资金的投放上采取“试水”的态度,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同时,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在今后海外投资和援建中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扩大海外投资和援助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在现阶段国内经济缓慢筑底,国内需求相对疲弱的局面下,“一带一路”为国内部分产业中短期内消化过剩产能和去库存提供了契机。依托于港口、公路建设公司等投资主体,通过“走出去”战略,投资于“一路一带”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运营管理收回部分的投资收益。

一个仔细计算过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来理解“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具体有何效应,该方法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创立,主要贡献在于可以测量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对产业结构及国民收入的构成做出合理判断。

投入产出表的系数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某行业对其上游行业的总需求的拉动效应和对其下游行业的总供给的推动效应的测量方法。经过仔细计算,我们获得了各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拉动效应)和完全分配系数(推动效应)。下表列出了基建行业和房地产建筑业两个大行业的系数。其中,与基建相关行业有6个(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房地产建筑业相关的行业有两个(房地产业,建筑业)。

 

在拉动效应方面,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这个效应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在这里仅囊括了6个基建的相关行业,但大体上基建投资与房地产业的拉动效应是相当的,或者说略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从中短期内来看,“一路一带”战略导致的“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将对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的去化产生积极作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虽然投资走了出去,但是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

在推动效应方面,主要指该行业对于下游生产所激发的总供给,例如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总体推动3.05个单位的供给的扩张,这集中体现了基建作为上游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用。相对而言,房地产作为下游产业,推动效应就小得多,这是符合经济直觉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基建行业这一部分的推动效应对我国经济而言就损失了,因为基建投资发生在国外,推动效应也发生在国外。我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描述了基建作为供给所能给其他行业带来的推动效应,若是道路修在国外,虽然修路所用的设备、材料对我国经济仍然有拉动作用,但我们就无法同时享有道路的使用给当地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了。

但是中长期内“一路一带”助力亚洲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并有利于外储投资多元化

虽然损失了基建投资带来的推动效应,但“一带一路”在中长期内的战略意义仍然可圈可点,因为通过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国将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首先采取资本的输出引领亚洲经济的增长,从而带来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点与欧美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是十分类似的,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中基础设施受损最小,它们比战前要繁荣的多,但是出口贸易只占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马歇尔计划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援助将被欧洲用来从美/加处购买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这就促进了区域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一路一带”战略也将使中国自身从这一类似的路径中受益。
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路一带”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这些基建投资、尤其是后续的运营,将带来与国外更多的能源领域的合作机遇,这将会回补常年以来我国经济对于部分能源的议价权方面的劣势,而对外的投资也将逐渐带来国防外延的扩张。
第三,“一带一路”的基金融资来源中我国外储占比在65%以上,这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基建投资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长远看可能实现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与美国不同,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

二战结束后,为消化美国在战时的过剩产能,美国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将庞大的资本输出到欧洲,刺激消费品、就业市场复苏,拉动欧洲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潜能、进而带动美国出口贸易,并且增强了欧洲地区的对美国中枢的向心力,奠定了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输欧的资金总量为130亿(赠款90%、贷款10%),其中88亿流入货品采购,27亿进入原料市场,16亿流入工业机械。

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前身在美国援助款项的分配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求必须以各国的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为依据,进行某种程度的跨国调节;因此马歇尔计划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形成了实际上的以美国为核心,各国依据美方统筹进行经济重建的机制。

 

欧亚经济联盟启动,或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新社 2014.1.2)

中新社阿斯塔纳1月2日电(记者 文龙杰)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其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标志着三国经济一体化达到新水平。专家分析,该联盟或将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产生一定影响。

欧亚经济联盟前身是俄白哈三国于2010年成立的关税同盟,联盟建立后将保障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在俄、白、哈三国境内自由流通,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劳动力领域,从1月1日起,俄、白、哈三国公民可在任一成员国内工作。市场的整合,将有利于激发出三国的经济潜力。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近期即将加入,吉尔吉斯则拟在今年5月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

如果算上吉尔吉斯,将有三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这个覆盖1.7亿人口市场,GDP总额超过4.5万亿美元的新经济组织,是否会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产生影响?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国际问题专家肖斌认为,短期内中国与哈、吉两国的边民互市贸易可能会受影响,因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零关税,这使中国对这两国的出口成本相对增加;联盟还会增强其成员国在一些问题上同中国进行议价的能力,例如能源。

肖斌还指出,从长期来看,若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较好,将有可能增加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向西推进的难度。

不过,“这种影响不会是根本性的”,国防科技大学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杜冰瑜告诉中新社记者,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会使哈、吉两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即便没有这个组织,俄也是这两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

另一方面,“就与中国的合作而言,哈、吉独立之后奉行多元化外交,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一直在不断发展,尤其是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同中国的双边合作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双方的需要。”杜冰瑜认为。

另外,“为了降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风险,中亚国家会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合作”,肖斌分析道。因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还有许多棘手问题有待解决。当国家利益与联盟的超国家利益之间产生矛盾时,各成员国何去何从?去年卢布发生动荡时,白俄要求与俄用美元或卢布进行结算表明,成员国更多地会考虑本国利益。这意味着,三国在一体化的方向上,还有很长并且崎岖的路要走。

因此,要问“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将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不妨先试着回答另一个问题:真正的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何时能实现?

​CBR launches SWIFT alternative for domestic payments (December 26, 2014)

Published: Russia Today,  December 26 2014

The Central Bank of Russia (CBR) has launched a new SWIFT-style payment service aimed at moving away from Western financial dominance. The system is already operating, and will be fully functional within six months.

“The new service was launched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and saf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messaging within the country, and is another step towards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Bank of Russia,” said the bank statement Friday.

The regulator said the new service will allow credit institutions to transmit messages in a SWIFT format through CBR to all Russia’s regions without restrictions.

The calls to disconnect Russian banks from the global interbank SWIFT system came amid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anctions.

However, SWIFT itself does not intend to switch Russia off from the system, saying a number of countries put pressure on it, and insists it is not joining the anti-Russian sanctions.

READ MORE: SWIFT: ‘No authority’ to suspend Russia, Israel from intl payments over sanctions

Alla Bakina, head of the CBR’s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partment said in November the cost of transmitting financial messaging will b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similar services in the market.

The deputy head of the department Ramilya Kanafina said the bank plans to complete Russia’s switch to its SWIFT alternative by May 2015.

READ MORE: Russia to launch alternative to SWIFT bank transaction system in spring 2015

SWIFT is a global banking transaction system used by most international banks. The information the system carries, including payment instructions, is securely exchanged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t began operating in 15 countries in 1973 and is now used in 210 countries.

Russia’s Settlement Alternative to 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1, 2014)

Published: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1, 2014

The SWIFT Syste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at assists payment and clearing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e Corporate-to-Bank site defines it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nd provides several examples of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ociete Cooperative a Responsabilite Limitee (limited co-operative society) (“SWIFT”) is a member-owned co-operative. SWIFT provides a tele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standardized financial messages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ions. SWIFT is neither a payment system nor a settlement system though the SWIFT messaging standard is used in many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SWIFT’s customers include banks, market infrastructures, broker-dealers, corporates, custodians, and investment managers. SWIFT is subject to oversight by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Group of Ten countries.

Now that Western Central Banks are coordinating with their puppet governments in a desperate struggle to preserve their financial preeminence, the pushback is heating up. The article, Moscow’s Response To Economic Warfare: Central Bank Of Russia Launches SWIFT Alternative For Domestic Payments, states:

The calls to disconnect Russian banks from the global interbank SWIFT system came amid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anctions.

However, SWIFT itself does not intend to switch Russia off from the system, saying a number of countries put pressure on it, and insists it is not joining the anti-Russian sanctions.

Well, if the SWIFT members of their co-operative are not part of the effort to isolate un-cooperative regimes, why would Russia take the effort to organize an alternative? Russia Girds for Financial Nuclear War answers accordingly. “It will be tested with eight large banks, including VTB bank (#2 in the country), and SMP and Rossiya banks (both sanctioned by the west). Komlev said the new system should be up and running by May 2015.”

The natural response to sanctions has accelerated the need to circumvent a blackball threat that has Russia launches own SWIFT-style service. “There has been talk of blocking Russian banks from using SWIFT among some EU members as well.”

However, the latest pressure did not originate the planning for an alternative system. As reported in TASS, Russia, China in talks to make alternative to SWIFT,

“Russia and China are discussing setting up a system of interbank transactions which will become an analogue to International banking transaction system SWIFT, 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 Igor Shuvalov” announced back in September of this year. “According to Shuvalov, Russia has been also discussing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ratings agency with China. Concrete proposals will be made by the end of 2014, he said.”

Just how far will such new-found collaboration develop? The implications go far beyo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ternative settlement system.

Examine the trade implications from the initiative that hasChina to Start Payments With Russia in National Currencies. “The China Foreign Exchange Trade System has announced that since December 29, China, Russia, Malaysia and New Zealand will start the usage of national currencies in mutual transactions. Beijing hopes to make the yuan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 dollar in global trade.”

Now this development becomes far more interesting as the global financial tug-of-war plays itself out. From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the Economist tells a very different tale.The pros and cons of a SWIFT response,

The impact of a reprise on Russia’s already fragile economy would be huge. Its banks are more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markets than Iran’s were. They are heavy users not only of SWIFT itself but also of other payment systems to which it connects them, such as America’s Fedwir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Target2. Kommersant, a Russian newspaper, has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90%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Russian banks cross borders.

Foreign firms that do business in Russia would suffer, too. Countries that trade heavily with Russia, such as Germany and Italy, are therefore none too keen. Nor are man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WIFT is less insulated from such pressure than its counterparts in other se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a UN agency which is govern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But it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world’s financial plumbing system.

The tone of this analysis implies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Russia to keep their current SWIFT relationship intact. Oh, how nice it would be if only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ould just exempt the banking system and continue functioning in its normal imperialist manner.

In a perceptive article, What Petrodollar: Russia, China To Create SWIFT Alternative, points out the irony in the viewpoint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st. “But wait: wasn’t it the UK’s desire to force Russia out of SWIFT just two weeks ago? Why yes, and the fact that Russia is happy to do so, and on its own terms, once again shows just who has all the leverage, and who really needs, or rather doesn’t, the US Dollar.”

And here l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latest campaign to isolate any country that operates in their self-interest and bucks the commands of the almighty US Dollar reserve currency. These developments that fragment the globalist model of financial primacy should be viewed negatively.

A SWIFT conclusion to an international Paradyne that purports to be the ultimate state of financial being entry into central banking heavens, which guides the path to global enlightenment, is a much needed remedy.

Mixing oppressive foreign compliance demands with intimidation of isolating uncongenial regimes from conducting foreign trade seems to be a violation of the basic tenet of globalism. Of course the underpinnings that threaten one world economic rule requires any unreceptive country to be brought back in line.

The fundamental defect in operating any financial system is that political disputes usually override pure economic expediency. Russia, China, Iran and any other country that differs with the Rothschild banking model of debt credit money will always be under pressure to capitulate or expire. Such a paradigm is anything but swift.

James Hall is a reformed, former political operative. This pundit’s formal instruction i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rved as training for activism, on the staff of several politicians and in many campaigns. A believer in authentic Public Service, independent business interests were pursued in the private sector. Speculation in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vestments, allowed for extensive travel and a world view for commerce.  Hall is the publisher of BREAKING ALL THE RULES. Contact batr@batr.org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论坛 ”综述(30/12/2014-社科院)

来源:社科院欧亚所东欧室微信公号 中东欧观察

2014年,对于中东欧国家以及中国—中东欧关系来说是个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年份。今年不仅是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也是欧盟第一次东扩10周年,还是中国同保加利亚等七个中东欧国家建交65周年。这些数字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其背后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同样,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些数字的节点上,不仅与中东欧国家的互动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国家内部的发展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2014年10月16-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专家学者、部分中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共8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人员就“欧盟东扩10周年”、“中东欧转型25周年”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一、欧盟东扩10周年:对中东欧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欧盟东扩,一直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对中东欧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2004年中东欧八国作为第一批东扩的成员加入欧盟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相继于2007年、2013年入盟,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也都处于入盟的不同进程中。同时,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以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加入了欧元区。此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出现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尚未结束的乌克兰危机都对中东欧国家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三位学者主要讨论了中欧四国(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入盟后的问题。匈牙利著名的政治学家、考文纽斯大学教授阿格•阿提拉(ÁghAttila)以中欧国家为例,分析了它们入盟10年来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阿格教授指出,讨论入盟后的变化首先要从1989年剧变的起点开始谈起,在转型的头10年,中欧国家包括其他中东欧国家都在为“回归欧洲”做准备,在各个层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入欧盟,对于中欧国家来说就是一个从边缘国家向欧盟中心靠拢并弥补差距的过程,其意义非凡。总的来看,虽然与西欧国家还存在差距,也因为危机的冲击而产生诸多不确定性,但入盟后的中欧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地位上都有显著的提升。波兰是一个杰出案例,入盟10年来,波兰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经济不断发展,在欧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认为,在今后,危机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或许是一个常态,他引用一位英国政治学家的话说:如果政治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改革需要6年,那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可能需要60年的时间。

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尤拉依•马鲁夏克(JurajMarušiak)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形成不是威胁因素而是一个有益的力量,集团国家在欧盟决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整体上相当于德国或法国的影响力。他强调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成立和发展不仅为这些国家顺利加入欧盟加分,在地区事务以及帮助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样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弗拉基米尔•戈涅茨(VladimírGoněc)研究员以“中欧重建”和“回归欧洲”为题,分析了1989年前后人们对“中欧”这一概念认识的变迁,以及欧共体/欧盟、苏联/俄罗斯、奥地利和中欧的一系列一体化机制(维谢格拉德集团、中欧自由贸易区、中欧倡议)等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此外,他还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欧洲议会选举的态度,以及捷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角度,论证了欧盟在两国转型中所起到的“矛盾”作用。

在中方学者的关切中,既有对整个区域进行的讨论,也有对巴尔干所作的分析,还有对波兰进行的国别探讨,更有关于当前乌克兰危机产生影响的论述,以及从能源视角进行的剖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郭学堂教授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区域主义的角度讨论了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他认为,欧盟历次扩大均是不同背景和动力下欧洲区域主义的实践结果,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他深入分析了欧盟下一次扩大以及对象国可能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指出欧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宗教(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等层面,对西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等候选国,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方关系伙伴国的考量存在差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凡君教授集中审视了巴尔干国家与欧盟互利和互动关系。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地区稳定的重点;潜在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欧洲事务主导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的象征。另一方面,欧盟对于西巴尔干国家来说也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政治、文化的归宿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安全保障的提供者。不过,相比较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的重要性来说,西巴尔干国家对于欧盟的重要性要弱许多。

是欧盟改变了波兰还是波兰改变了欧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马细谱研究员以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开头论述了波兰加入欧盟后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波兰加入欧盟产生了双赢的效果。波兰很好地把握了机会,顺利加入欧盟,并获得了很多成就,成为“转型的优等生”。波兰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体制稳定、有序;经济上发展良好且经受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考验;外部影响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即是一种认可。但是,波兰同样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波兰与欧盟关系、是否加入欧元区、经济可否持续发展、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影响,等等。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一体化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周东耀研究员专门谈论了乌克兰危机对中东欧经济复苏的影响。他首先回顾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其次重点分析了乌克兰危机对处于复苏阶段的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他指出,原本正迎来复兴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又被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卷入其中,中东欧国家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中两面受夹,有的国家损失较大。当然,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向最终还将取决于欧盟的总体发展,以及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博弈结果。

在欧俄关系中,能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乌克兰危机使欧俄能源关系问题更加突显,也加剧了中东欧国家的能源安全焦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崔宏伟研究员认为,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将能源问题欧洲化。欧洲化包括欧盟之于成员国的影响以及成员国对于欧盟的影响两个层面。由于各成员国在能源需求、能源结构、地理位置、对外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能源问题的欧洲化也存在一定困难。后乌克兰危机时代中东欧地区能源供应安全的地缘政治压力依然较大,仍无法摆脱对俄天然气的高度依赖。未来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将主要依赖于能源安全体系地区化、欧俄关系“非政治化”能源安全关系的建立,以及摒弃传统能源安全观和构建新的全球能源安全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吴弦研究员对上述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肯定了中东欧以及国内学者关于欧盟扩大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的观点,并补充了欧盟东扩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在他看来,欧盟东扩不仅加快了欧盟制宪进程,也促动了欧盟重大政策(如共同农业政策、结构政策等)的改革,还推动了欧盟对外政策的创新(如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伯特•宾(AlbertBing)在评论中指出,欧盟东扩进程实现了中世纪的一些特征,也即是说欧洲联合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过,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仍然没有融入欧洲的主流。同时,如果从少数民族混杂及带来的不稳定层面来观察,欧盟或者说欧洲的统一并不存在。欧盟必须为解决前南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提供一个整体、有效的预案,不能再等事到临头了才去被动地应付。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欧盟显然没有准备好,乌克兰危机也仍在较量之中。

二、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经验与教训

自1989年起东欧国家政局变动以来,其转型进程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25年来,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转型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也存在情况不一的问题与挑战。中东欧各国转型有许多共有特征,但差异性和多样性也逐渐显现。

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议题上,存在地区和国别两个层面。在地区层面,国内外学者们主要就转型的理论、宏观特征、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以及民族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研究员从学理层面审视了原苏联、东欧国家转型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看转型的“渐进”和“激进”方式问题?他认为,“渐进”和“激进”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也很难以正确与错误来划分,对二者出现的问题也常有偏颇认识。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他引用了数年前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官员和学者关于私有化问题的讨论观点,认为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把权力下放给企业;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所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化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由之路;将中小企业转让、出售是私有化的典型概念;私有化形式多样,但必须自由经营、平等发展;不能人为地给各类所有制加以定位。第三,转型与现代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均是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自身的现代化。他强调说,上述问题对于同样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斯洛伐克前总理、泛欧大学教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Ján Čarnogurský)对中东欧国家转型25周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体分析。他从文明的视角出发,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以从意识形态分界的东西方对立向以德国为中心基督教文明迈进。之后,他从政治、经济和法治层面剖析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特征。他同时认为,时下尚未结束的乌克兰危机仍是文明冲突的一种表现。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殷红副教授将中东欧国家与同样处于转型进程中的独联体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具有民主化先行式、以“脱俄入欧”为目标、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的良好兼容等独特的特征。她从转型的初始条件以及约束条件两个方面对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得出了三个判断:民主化先行式转型未必占优,转型的政治经济进程相互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接受外部援助的程度不一对转型进程和质量有不同的影响。

捷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维勒姆•塞梅拉克(VilémSemerák)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趋同率,并选择捷克共和国与奥地利进行比较,表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差距在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很慢。客观地说,转型25年后,中东欧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了,但这些国家民众的满意度仍比西欧国家要低。当然,统计数据本身是否准确不仅维勒姆拿不准,完全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也遭到一些与会学者的质疑。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鞠豪也试图通过数据测量的方法,以政府稳定性为切入点,剖析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态,并把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的问题与整个转型过程联系起来,从政府、选举、政治与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转型25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成败与得失。他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联合政府是中东欧国家普遍流行的政府形式;第二,政府更替频繁导致连续两届选举的结果极易发生巨大变动;第三,政府稳定性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问题是中东欧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转型以来,中东欧各国基本都有少数民族政党或团体形成,并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与相邻国家的跨界民族问题不可回避。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友孙教授择取保加利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党、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以及中东欧多国存在的罗姆族族党等为例,对这些族党参与政党政治的情况及其成效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三点看法:中东欧国家的族党总体上代表性不足;族党使中东欧政治更加复杂和敏感;以单族为基础的族党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谢娅讲师就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中民族问题的治理进行了探讨。她认为,这一治理进程包括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两个层面,并以克罗地亚为例分析其如何有效地治理民族问题进而顺利地入盟。她对欧盟主导的民族问题治理进行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乌克兰危机中的民族冲突和分裂表明民族问题仍然是未来欧盟东扩的重要考量,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仅会使东扩进程受阻,甚至会带来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

在评论环节,匈牙利政治学家阿格•阿提拉指出,民主先行的转型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但从总的情况看,欧盟引导的转型可能更好。他认为,讨论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时,应对一国政府以及一国民众加以区分,很多政治举措都是政府的行为而不一定代表着民众的旨趣。过去的十年,是民粹主义的十年,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民众的期望落空,因而使得多国政府更迭下台。此外,从目前欧盟的发展以及候选国的情况来看,未来五年欧盟都不可能再扩员,如何加强单一市场的建设以及协调各国的行动是欧盟的重要任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讲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将更多的视线集中在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的作用和影响,而极少关注入盟后中东欧国家对于欧盟的作用、在欧盟中的地位以及对于欧盟机制的创新价值。讨论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是不是可以接近的话题非常有意思,但除了从经济发展速度的层面考量外,从路径依赖(包括历史传承、文化因素、经济发展、外部影响等)的角度来考察可能会更全面,得出的看法也会更开放。此外,当前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民粹主义力量以及极右势力的合流值得关注。

在国别案例的讨论中,基本每个中东欧国家都有涉猎,学者们也多从各国的特殊性来切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苖华寿研究员讨论了波兰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他指出,波兰经济转型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诸如“中欧之鹰”、“转型优等生”、“新领头羊”、“中东欧明珠”等桂冠均被用来称赞波兰。波兰经济转型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二是接受外部援助较多;三是政治转型也很成功。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转型受到了与会学者较大的关注。捷克科学院当代历史所所长奥尔德日赫•图马(Oldřich Tůma)研究员回顾了“天鹅绒革命”的国际背景,分析发生这一事件的苏联、欧美因素,为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以及此后的转型进程奠定了基础。新华社国际部丁宜女士侧重对转型以来捷克政治生态中“左”摇“右”摆的现象进行了剖析。她指出,捷克政府长期出现联合执政现象,看似散但政局并不乱,而且捷克政治中的“左”、“右”力量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左派自由化、右翼福利化色彩较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姜琍副研究员对捷克和斯洛伐克转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她通过比较捷克与斯洛伐克独立以来在宪政、利益代表制度、政治行为者的行为和公民社会等四个层面的民主巩固成效,得出了四点看法。第一,两国在中东欧地区属于民主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行列,但在利益代表、政治参与、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和公民社会的巩固等领域依然存在民主赤字。第二,加入欧盟的条件性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和速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斯洛伐克的转型进程较为曲折,欧盟对它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第三,在欧盟的外力推动下,两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制度现代化,社会的多数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规则,但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尚需时日。第四,如果民主治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突然快速衰退、民众的无助感和社会不公正感得到加强,民众就会对民主制度感到疲惫和厌倦。因此,仅仅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考察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转型,就能发现两国的转型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不同之处;它们的起点相似,但道路并非平行。

在接下来对巴尔干国家的讨论中,学者们同样强调了特殊性的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所王洪起研究员讨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双重梦想,一个是“欧洲梦”,另一个是“族群自然阿尔巴尼亚梦”,即人们常所说的大阿尔巴尼亚梦。从转型25年来的进程和现实看,“欧洲梦”有望,但“大阿梦”难圆。当然,两个梦想能否实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大国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娅分析了塞尔维亚转型及其特殊性。她首先对塞尔维亚的转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到位,外部环境上摆脱了国际孤立,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初步进展。其次,她指出了塞尔维亚转型所具有的特殊性,如转型进程伴随着国家解体和民族国家建立;转型内容不仅包括民主化和市场化,还涉及国家重建和民族认同;外部约束贯穿塞尔维亚转型的整个进程,目前这种外部约束力主要来自欧盟;在对转型的接受度上,塞尔维亚的政治思想分化比较明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林温霜副教授对保加利亚民族认同进行了历史分析和学理探讨。她从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历史上保加利亚民族身份的建构及流变,认为保加利亚目前的“欧洲文化认同”是经过利己主义碰撞后的一种身份重塑和文化再选择。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柯静教授、董希骁讲师分别对欧盟主导下的科索沃局势以及罗马尼亚在摩尔多瓦入盟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特别是科索沃问题在评论和自由讨论环节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三、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展与前景

东欧国家是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65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教训。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多数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既有双边属性,又有欧盟的框架,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的基础上,双边关系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正处于历史最佳期。但应看到的是,在发展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进程中也存在诸多阻碍因素。

与会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前景有深厚的兴趣,都看好当前的合作态势及发展前景,研讨中既有宏观的系统分析,也有具体领域或国别层面的考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六局赵磊局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及党际交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历史上有友好传统,彼此没有矛盾冲突,也无地缘竞争,更没有战略的阻力,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又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共同机遇。双方均应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找准利益契合点,使双方关系稳步前进。在此过程中,双方政党交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左翼政党的交往比较广泛,而且右翼政党的交流也有突破,并不断拓展。捷克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鲁道夫·菲尔斯特(Rudolf Fürst)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主要介绍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回到原东欧国家:既非同志也非战略伙伴》一书。该书以国家利益为切入点,选取相关性、舆论以及可接受性进行赋值,使用定量、回归的分析方法来观察中东欧各国不同时期的对华友好程度。同时,他择取捷克共和国为例子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在捷克共和国对外关系中是重要的,但捷中关系仍是保守的。据了解,这是中东欧学者新近关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为数不多的一本专著。

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尔米扎•潘恰(SarmizaPencea)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亚洲与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德拉加娜•米特洛维奇(DraganaMitrović)研究员分别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为例探讨了两个国家在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定位与合作进展。潘恰研究员详细分析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指出中国应进一步改善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结构,使中东欧国家能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更多地受益于中方投资。她认为,在此过程中,罗马尼亚具有独特的条件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全方位合作。米特洛维奇研究员回顾了中塞关系发展历程,梳理了中塞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展,并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使得塞尔维亚在16+1的合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中心主任张迎红副研究员就中国对波兰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她强调了波兰在欧盟与中东欧地区的纽带作用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从投资额、投资领域和投资来源等方面,对中波投资合作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目前中国对波兰投资已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伯特•宾介绍了中国与克罗地亚人文科学领域的合作情况及其更大的可能性。他认为,人文合作的作用在于让不同国家的人民增进了解的同时,使各种政治观点通过人文交流的途径得到沟通,从而使两国政府在民意的基础之上更容易达成政治共识。

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王雅梅教授论述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情况。她指出,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背景下,积极推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西部地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对外商及其投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为西部地区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以“蓉欧快铁”和“渝新欧”等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为双方的合作注入了动力。地方合作的形式潜力巨大,将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支撑。最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副主任兼波兰语部主任殷相峰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介绍其在中东欧地区运行现状及发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传媒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独特作用。

在评论环节,先后有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所教授尤拉依•马鲁夏克、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尤利娅•莫妮卡•奥尔勒-辛卡伊(IuliaMonica Oehler- Şincai)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室主任朱晓中研究员进行点评。尤拉依•马鲁夏克认为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中东欧国家内部应避免恶性竞争;第二是中国并不是进入中东欧地区的“新来者”,而且中国发展的经验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是有益处的;第三,应发挥中东欧地区已有的一些合作机制与平台在促进双方关系中的作用。尤利娅•莫妮卡则主要从中欧关系的三个层面即中国与欧盟、中国与西欧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出发来评价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关系能否最大化不仅取决于双方,而且深受中国与欧盟、西欧大国关系的影响。朱晓中研究员指出,在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首先要认清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将彼此看作是什么?二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什么?他还指出,无论是关系交往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层面,似乎人们都乐意并主要集中于经贸方面,而维持双方关系的发展应该有更加宏大并具有战略性的设计。当然,也应看到,中东欧16国所具有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好与中东欧16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示范意义的大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和第一届中国—中东欧论坛一样,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党委书记、副所长李进峰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李永全所长做论坛总结,既表达了对中东欧研究的关心和肯定,也对中东欧研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本届论坛也同样得到中东欧多国驻华使馆以及欧盟驻华代表团的关注,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TadeuszChomicki)、参赞易大明(DamianIrzyk)、一秘马留什·皮特查克(Mariusz Pietrzak)、塞尔维亚临时代办塔特娅娜·茨韦特科维奇(TatjanaPanajotović-Cvetković)、政务参赞玛亚•斯坦法诺维奇(MajaStefanović)以及斯洛伐克副馆长托马斯•菲利克斯(TomasFelix)等十余位驻华使节莅临论坛。还应看到的是,就在第一届论坛结束至今的几年里,中国有数个中东欧研究机构成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重庆中东欧国家研究中心等,连同稍早前成立的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机构日趋增多。这也是本次论坛规模较大、参会代表比较广泛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可能存在的“中东欧热”的一种体现。

此次论坛虽然时间不长,日程安排也非常紧张,但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交流的氛围格外融洽,研讨的水平也相当高超,进一步探讨的渴望也尤为强烈。这表明,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升温,无论是中国还中东欧方面越来越重视对方;另一方面,在这种关系升温的背后是研究力量和队伍的日益壮大,以及研究议题的拓展与研究氛围的创造。正如论坛开幕式上李进峰书记的致辞以及闭幕式上萨尔米扎•潘恰研究员和李永全所长作总结时所强调的,希望中外学者能够继续关注与支持“中国—中东欧论坛”,使其成为中国中东欧研究领域的一个品牌。从这个方向看,本届论坛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中东欧研究将大有作为!

Articles and research by ZHANG Han